当时有一些群众，心怀疑惧，或者东躲西藏，拒不入馆；或者联络一些亲友，男女分别聚居在一起，组织所谓“私馆”。如胡思燮在《患难一家言》中，就记他为了对付太平天国的男女分馆政策，在躲藏了一阵之后，由于太平军对“隐于僻巷未入馆者”查究甚严，觉得实在躲不过去了，“揣其势，非入女馆不可。乃与母兄商，暂于金沙井觅空屋，可容数十人者居之，自设两馆，以女奴为牌头应差役，余兄仍居宅旁，供给一切。”(《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338页。)但这也不行。太平军对“私馆”也严加查察。《可园备忘录》就讲到，在进行男女分馆大约个把月之后，即“闻贼有查私馆之说，私馆者，女馆之未入贼籍者也。众大惧，然亦无如何。”后来果然被太平军将一些妇女从私馆中一一逐出，强制编入正式的女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370页。)这些材料说明，太平天国确实是极为认真地实行了这一政策，丝毫也不肯马虎。

　　女馆的情况，一般的是“以二十五人为一房”，但因人数甚多，所以实际上常常超过，也有以五十人、六七十人、甚至一二百人为一馆的。每一女馆，以参加革命较早的广西湖南的太平军女战士为统领。“或十余馆，或数馆，有一贼妇督之，谓之女伪百长，即伪卒长。其上又有女伪军帅、女伪监军、女伪总制等贼婆。”(《金陵杂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册，622页。)女馆妇女，每日发给粮米，过着统一的供给制生活。同时，则要从事削竹签、挑砖、负米、挖壕、刈麦、割稻、担水等种种战事勤务或日常生活的劳动。男子进入女馆是严格禁止的，即使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亦不例外，“虽起义重臣，无敢乱群肆虐者。”但亲属前往女馆门前省视，还是允许的，故《金陵省难纪略》说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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