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款讳，即书写中的行款和字讳。

　　太平天国因宗教关系和封建影响，对于行款和字讳都有严格规定。是否按太平天国规定的行款和字讳书写，也是鉴定《原稿》真伪的一个依据。

　　《原稿》的命词立意，是站在太平天国将领的立场上说的。对于款讳，有的照太平天国的规定书写，有的却又不是。那是什么原因？李秀成在供词中，说他“自八岁九、十岁之间，随舅父读书”，“至二十六、七岁，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那是说李秀成在皈依拜上帝教之前，已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成年人了，早有通行的书写习惯，在加入拜上帝教之后，经历了十余年，尽管熟悉了太平天国规定的书写格式，但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而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将领中，对那些宗教上的烦琐规定本来就不那么拘泥，何况在“国破被拿”的囚笼里，宗教的约束力就更少了。《考略》说《原稿》有些地方不按格式写，不避讳，如应抬四格、三格而只抬三格、两格之类，如“国”写成“國”之类，可以从李秀成的意态中得到解释；但有的则不能作这样解释，如“稣”是对耶稣的专用字，江□一类□字均不能写成稣，《原稿》却写江□为“江稣”，写□、常为“稣、常”，认为这不是对讳字的错写，而是讳字移用，李秀成不会这样出格，只有别人誊抄才会这样写。依我看，这种出格与别的犯讳并没有什么不同，把□写成“稣”，由繁变简，对李秀成来说是更为便当的。在一定情况下违反惯例的差误，不是表明事物的虚假，倒是表明事物的真实。

　　李秀成在那个短促而紧迫的时刻里，写出了数万字供词，涉及到他和太平天国头绪纷繁的战斗经历；供词的原稿且遭到曾国藩的篡改；刻本和《原稿》又互不一致、长期分离，其中不免产生许多疑窦。这些疑窦大多是可以解释的，有的一时解释不清楚，可能由于我们对那个特殊而复杂的环境所产生的细节还不那么了然，也可能是受了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的束缚。疑问常常是纠正谬误、得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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