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他人也未预知,“真辟门达聪之意矣”(注:《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08-3109页。张荫桓对此有不同的说法,称俄使的国电是由光绪帝亲手接收的,仍令庆亲王宣旨。(《张荫桓日记》,第84-85页))。
5月17日,法国新任公使毕盛(S.J.M.Pichon)觐见光绪帝,递交国书,地点仍在文华殿。觐见时,光绪帝突然佩带了前一年法国总统所授的勋章。觐见仪式与俄国公使觐见时相同,法使上纳陛将国书放于御案上,光绪帝亲自致词。参加此次觐见的翁同龢、张荫桓在日记中不约而同地用了同一个词来表示其惊愕——“异数”(注:《张荫桓日记》,第131-132页;《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25页。翁还称,觐见前,光绪帝与庆亲王奕劻、李鸿章有长时间的交谈。又据随手登记档,觐见前两天,总理衙门上奏请钦定觐见地点时间,附有礼节单,光绪帝朱批“览”。看来光绪帝并未依照而行。7月8日,光绪帝接见美国卸任公使田贝、新任公使康格时,也是亲自答词。(《张荫桓日记》,第193-194页))。
6月15日,即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光绪帝颁下了朱笔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各国君后、宗藩及特派头等公使来华,于皇太后及朕前接见款待礼节,务须参酌中西体制,详定章程,从优接待。一俟议妥奏准后,即行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并分电出使各国大臣,令其一体知悉。”(注: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自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以来,一直是列强压迫清朝修改觐见礼仪,每次都伴随着争论、威胁和抗争。此次却是清朝主动修改觐见礼节。光绪帝的朱谕也说得很清楚,“参酌中西体制”,“从优接待”,表示了尽可能与西方礼仪接近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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