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后、宗藩、头等公使来华接见款待礼节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补遗，3/168/9444/17）根据这一奏折，1898年7月7日，光绪帝发下交片谕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各国君后、宗藩等来京，宜设专馆以示优待之礼。已故镇国公荣毓府第，规模地段均属相宜。著派奕劻、李鸿章前往查看估修。其应如何办理之处，即行奏明请旨。”（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9月13日再发下交片谕旨：“交内务府，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前经降旨，将镇国公荣毓府第改为迎宾馆，现在亟须兴修。即著内务府由官房租库酌拨官房一所，给荣毓家属迁居，以便要工速行修理。”（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207/3-50-3））。光绪帝收到此折后，朱批“依议”。
1898年由光绪帝所促动的清朝觐见礼仪改革，是在清朝蒙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巨大瓜分压力下进行的。“三国干涉还辽”后，德国、俄国等在华势力迅速扩张。各国加快了在华抢夺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步伐。清朝限于自身的力量，无力与各国相抗，一一屈服。光绪帝力图以觐见礼仪上有所让步，以缓和压力，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清朝觐见礼仪的西方化，并不可能减少或减弱各国对清朝的压力。中西文化于此有着极大的差别。以儒家学说立国的清朝将“礼”视为国之根本，认为已经做出了重大的实质性的让步。而在西方，“外交礼节”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非实质性的，尽管其在宫廷*中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98年清朝觐见礼仪的首次改革，是俄国代理公使巴布罗福4月5日在文华殿的觐见，而巴布罗福恰是迫使清朝租借旅大的谈判代表；1898年清朝觐见礼仪的关键性改革，是德国亨利亲王5月15、24日在颐和园、西苑的两次觐见，而亨利亲王正是德国远东扩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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