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亡中国的病源。他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说和天赋人权论批驳“君权神授”。谭嗣同甚至说，民为本，君为末，君主办不好事情，就应该废除他，这是“天下之通义”(《谭嗣同全集》第56、341页。)；而二千多年来统治中国的，却是专制暴政，“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严复：《辟韩》。《丛刊》（三），第81页。)清朝统治者也是一些虎狼，搞得中国成为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谭嗣同全集》第56、341页。)他们的结论是：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根源(康有为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丛刊》《〈二〉，第236页）；梁启超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
维新派反复强调“兴民权”、“开议院”的重要性，认为日本和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制度是赖以富强的根本。康有为前后七次上书光绪帝，几乎都直接、间接地论述或提及这一问题。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专折奏请定宪法、开国会，认为“此实治国之大经，为政之公理”，只要“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丛刊》（二），第236—237页。)不难看出，“兴民权”、“开议院”被维新派作为变法的*纲领而加以鼓吹，其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武器纲常伦理。不管有些维新志士曾经在某些场合表白无意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也不管他们当中某些人的主观意图如何，戊戌变法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用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封建制度的强烈愿望，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变法过程中尖锐、激烈的斗争昭示：它不是某些企图“补天”的封建文人一种矫揉造作的空言粉饰，而是一场真真实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变革运动。
关于这一点，清朝反动统治者的言行也可佐证。清末的顽固派，是一些麻木不仁的昏庸老朽，在诸多庶务上都表现出末世的征兆。唯有一点例外，那就是他们对变法维新将给“乾纲独搅”的君主专制制度带来严重的威胁，表现出异常的敏感，认为变法将使中国“变为泰西民主之国”，而他们这些封建“忠臣义士”则将无噍类(《邵阳上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翼教丛编》卷5，第3——4页。)。因此，变法的要求一提出，他们就把康有为视为狂生，多方阻挠维新活动；他们集中攻击维新派的*主张，诅咒提倡平等、民权是禽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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