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如果说“人民革命”是指资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我认为戊戌变法同资产阶级革命在当时条件下不仅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两者代表着同一阶级的利益，为了达到一个基本相同的终极目标而进行的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变革运动。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阶层：刚刚由官僚、地主、富商转化过来、资本较为雄厚的那一部分属于上层，由普通民间工商业者发展起来的和一些华侨资本家属于中下层。康、梁这批戊戌变法头面人物，主要是代表上层的要求，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主要反映中下层的利益。两翼在经济上、*上的地位存在差别，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关系深浅也不同，前者较之后者同内外反动势力有着更多的联系。两翼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社会经历等方面，也不尽一样。这些差异，使民族资产阶级的两翼在如何看待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上现出来。前者比后者，软弱性和妥协性表现得更为严重。因此，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时，两者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是不足为怪的。但这一差别并未超越阶级的界限，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存在着共同的阶级利益，这就是反抗内外压迫，改革现状，发展资本主义。

　　历史事实说明，在戊戌变法时期，尽管孙中山已经组织革命团体并积极开展活动，却尚未形成一股潮流。因此，不存在康、梁一派阻挡、对抗孙中山一派的问题。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应该视为这个阶级的两翼在早期寻求同一变革目标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不同尝试。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作出变法维新的选择，并且能掀起一场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较革命派的活动大得多的*运动，是这个阶级尚不成熟所决定的。

　　应该看到，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存在自上而下进行变革的可能。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就拿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言，有法国的革命方法，也有日本、俄国、德国的方法。被列宁称为“革命和改革”的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一次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采用自上而下的渐进形式展开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明治维新的性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在一九七二年同几位同事一起探讨这一问题时，曾经结合史料努力按列宁说的“革命和改革”加以分析。（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近百年简史》）。万峰同志近著《日本近代史》对此解释得较明了、精辟（见该书第155——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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