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功过是非，应该根据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看其是否顺应了时代潮流，表达了人民的愿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时代潮流是什么？是反抗外敌，是改革现状。在封建统治阶级中，诚如梁启超所说，西太后、荣禄这帮顽固派只顾一己的娱乐和权势，“岂尝一毫以国事为念哉？”而李鸿章等一伙洋务派则“摭拾皮毛，补苴罅漏”(《丛刊》（一），第293页。)。这两派均无法也不愿解决这个问题。甲午战败，中国更加濒临瓜分豆剖的边缘。“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全集》第488页。)，谭嗣同这血泪凝成的诗句，描绘了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喊出了中国人民忧国的心声。在这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维新志士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挺身而出，奔走呼号，以救亡图强相激励，发动了一场社会变革运动。作为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的开端的“公车上书”，就是李鸿章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直接激起的。在康、梁他们的积极活动下，变法图强的主张迅速风靡全国，蔚然而成全国性的*运动。它分明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何来反动？

　　变法运动以实际成就和影响，彪炳于史页。

　　首先，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维新派揭露并批判了窒息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弊政，促使清朝政府第一次明令承认民族资本企业的合法性，并且多次发布上谕，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对这些企业悉加鼓励和保护。一八九五年以后，民族资本逐渐挣脱桎梏，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以至张之洞也承认：数年以来，各省创办资本主义企业“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5，第18页。)。据统计，一八九五至一九○○年，创办了一○四家民族资本企业(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69——920页各表。)，商办企业的比例迅速上升，洋务派开办工业的垄断权开始衰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于国计民生有益，而且无疑也为以后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

　　其次，冲破了清政府的例禁，初步争得了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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