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看到，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究竟采取何种方式，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列宁说得好：“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列宁选集》第1卷，第11页）大家知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跟内外反动势力的关系是又矛盾又依赖。经营的主要是轻工业，而且投资少，规模小。到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年时间，民族资本才惨谈经营了大小百余个企业，足见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及其经济力量都十分弱小，很不成熟。这种状况，只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不成熟的思想和行动。同时，千百年来代代相袭的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犹如幽灵一般缠绕着人们的头脑。刚刚从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不可能完全清除身上所沾染的毒素。这些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舞台所以竭力鼓吹明治维新道路的基本原因。此外，还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民族资产阶级在*斗争上还缺乏变革社会的实践；其二，当时，较有势力、较有影响的是这个阶级的上层，是长期活动于国内的康、梁一派代表人物。在这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变革社会的首次实践，采取了康、梁一派人主张的自上而下的形式，而孙中山的主张和活动却未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这是历史的必然。
值得指出的是，维新派在宣传上有一些言论已经大大超越了自上而下的变革，超越了君主立宪的范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老前辈范文澜同志，在分析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言论和湖南维新派的活动情况后，认为在民族存亡之际，这些维新志士“思想上确有革命的倾向”(《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01——302页。)。这个结论是切实的。这一情况说明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翼的*分野，并不象后来那样明朗，即使在一翼的内部，唱出的音调也有高低粗雅之分(史学界一般都公认谭嗣同最激进。范文澜同志在多种著作和文章中，都特别推崇谭嗣同，如《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一文说，他“甚至为推行资本主义，思想上接近于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132页）)。
历史证明，戊戌变法无罪，断言其目的在于“阻挡人民革命”，是没有足够的事实为依托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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