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在开幕词中说，戊戌变法不愧为近代中国的首次启蒙运动，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成为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步骤。尽管百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仍然兼具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方志钦指出，维新运动是*运动，又是启蒙运动，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建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对此课题研究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不断求真和创新的。无论是对维新运动的派别、人物、事件的研究或是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辨，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王晓秋认为，应把戊戌变法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改造系统工程来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研究。变法改革关系到各阶级、阶层、集团的权力、利益的再分配。改革措施能否为社会承受，除了直接利益利害关系外，还涉及到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心理定势等因素。戊戌维新遭到巨大阻力，一方面反映中国守旧势力与传统影响之强大，另方面也表现出晚清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较脆弱，心理适应性较差。维新派政策策略的失误，也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有必要对维新派和光绪皇帝的政策策略失误和个人素质因素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其经验教训，获得对现实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沈谓滨则强调了戊戌维新时期民权与专制的冲突。他认为，体制改革有实质性与非实质性之分，维新派要的是给民以权的政体改革，而清政府体制的核心是专制愚民，搞所谓“新政”乃至“预备立宪”，形式在变，专制的实质不变。李锦全认为，戊戌维新有些改革如废科举、某些法律、章程的制订和实施，在晚清新政中是可以保留或是超过当年作出补充的。但戊戌变法最终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这是民选议会和内阁负实责的虚君制，慈禧的“垂帘听政”能这样拱手让出政权吗？这才是问题要害所在。“新政”是虚伪的。刘义章也认为，革命最终成为推动*改革的领导力量，是因为清政府并不珍惜历史所赋予它的任务，没有全心全意推动改革，最终败亡是咎由自取。

　　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在戊戌变法研究中改变思维定势，扩大视野。郭汉民认为，戊戌变法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必须很好地研究戊戌变法过程中的政府决策及其贯彻情况。维新派大都是在野士绅和下层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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