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康梁、孙黄奋斗过程中的一些缺陷是一种有益的弥补,是对救国道路的另一种探索。陈华新指出,严复传播西学,宣告经学时代的终结。他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学术思想,成为思想界学习西方的先导。
李细珠认为,谭嗣同属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过渡型人物,他的死具有双重意义:既有为维新变法理想献身的近代爱国精神,也有为报答光绪皇帝知遇“圣恩”的传统忠君意识。李吉奎指出,黄遵宪戊戌政变后放归故里,不能展其长才,是个人的不幸和国家的损失。但他乡居七年,写了大量诗歌;办新式教育,促成梅州近代教育发达;提倡文化公益事业;与梁启超、陈三立等通函论政论学,超越维新思想窠臼,在不幸中亦有所得。张求会纠正了以“陈六舟”为陈宝箴别名的误记,并认为,宋恕家书中谈及陈宝箴之死的内容存在两大疑点,但也并非毫无参考价值。蔡惠尧对梁铁君的生平及与康有为、保皇会的关系作了记述和研究。
钟卓安的专著《近代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吸收了近20年来的新研究成果,因而较以往同类著作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方志钦主编的资料专集《康梁与保皇会》,共收录谭张孝后人所藏资料126件。康有为函牍和诗文最多,共44件,梁启超函牍11件,还有徐勤、王觉任、邝寿民、梁启田、冯镜泉、欧榘甲、谭张孝等康门弟子兼保皇会骨干的文牍。多为前所未见或知之不多,且不少涉及保皇会内部机密,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总之,本次研讨会在研究路向和史料挖掘方面都有所创新和突破,存真求实,不事空谈,对戊戌变法研究的深入当能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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