戌维新与近代教育、文化变革密切相关，学者们就此各抒己见。李华兴指出，戊戌变法中，中央政府第一次以国家法令形式，在全国范围自上而下推行的学校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成了中国教育由传统转向近代的分水岭，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里程碑。李志刚对维新时期康有为与李提摩太对教育改革主张作比较研究，指出两人对于教育改革极为重视，且各有成效。但康有为主张开孔教会，保国、保种、保教；李提摩太则重于基督教“广学会”事业之推广，在这方面又大相径庭。肖承罡认为，甲午前后，西方传教士通过编译、出版书刊等途径，把西方的新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对维新派的西学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吴雁南认为，戊戌维新开启了救亡图存、改造中国、振兴中华为主导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近代中国精英文化的大潮。
对与戊戌变法有关的史实，有学者作了过细、严谨的考证。汪叔子《京师强学书局考》指出，康有为所欲立，乃“京师强学会”，而不谐于众，“会”遂无成，而康被挤出京。故所谓“京师强学会”实从未成立。康既去，京师议立团体之筹办转而顺利。团体确立，名为“京师强学书局”，而康被摈弃于“局”外。戊戌政变是否起于袁世凯告密，自5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学者反复论争，而迄无定论。骆宝善引用了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和夏孙桐《史馀记闻》（稿本）中的第一手资料，证明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请训政密折后，西太后即已决定回宫，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丁旭光则指出，康、梁在寻找救亡图存方案、探求*改革方案过程中，打出“地方自治”的招牌，把传统的立官制和他们从西方了解到的地方议会制揉合成新的地方*改革方案，提出了新的地方*制度的粗浅设想。
以维新派人士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研讨会上也占相当的比重。马以君在麦孟华后人藏稿中发现了梁启超《谨拟中国改革财政私案呈请代奏折》，并加以考订和注释，对研究梁启超的财政思想颇有价值。郭世佑认为，在世纪之交谋求救国之方的激进志士群中，梁启超对自由、民权等近代*革命基本范畴的理解与阐释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梁氏所称“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等语在当时并非纯属骗人的谎言；梁氏在檀香山之行中基本上没有背着孙中山搞小动作。至于梁孙合作未果，与檀香山兴中会会员纷纷转向梁启超，则事出有因。
林家有、赵立彬指出，在维新志士致力于制度改革之时，严复敏锐地意识到了文化深层的变革和国民程度的提高等问题，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这些恰恰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领导共和革命时所忽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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