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无可奈何。对此,惟一的上策就是“教之”,而教的最好办法则莫如设“课吏馆”。
对于“课吏馆”,梁启超是这样设计的:“课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须抚部为之校长,司道为之副校长,其堂属即设在密迩抚署之地……堂中陈设书籍,各官所读之书皆有一定。……延聘通人为教习,评阅功课……而彼各官者,恐功课不及格而获谴,恐问不能答而*,莫不争自濯磨,勉强学问矣。”(《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1898年2月,陈宝箴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依其设想成立了课吏馆。这一机构虽然在湖南维新运动中不如南学会、时务学堂影响大,但它毕竟是维新派建立变法基地的一种独创性措施。
戊戌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上述措施,殚心竭力,苦心经营,终使湖南风气大开,民智、绅智、官智顿启,这正如梁启超所形容的那样:“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已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虽全国瓜分,而湖南亡后之图,亦已有端绪矣。”(《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129—138页。)
189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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