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欲为强国。梁启超述其师语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其视事也,若此之易,实无*上之经验。……而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阻力,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4](P486)。
萧一山、陈恭禄都是近代较有影响的史学家。无论将变法失败归之为光绪帝软弱,还是记账于康梁书生气十足,但基本没有超出梁启超的思维定势,从变法中的核心人物身上找原因。
四五十年代,革命史观为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这种史观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归结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近代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是围绕这场革命而出现的。戊戌变法运动自然是这场革命中的一个小小的链条。用革命史观去认识和探讨变法的失败,产生了一些新观点。这里摘引两段较具代表性的论点。
其一:
“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戊戌变法运动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但这个运动主要的是代表了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倾向,所以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人,看不见农民革命的力量,他们所企图的都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抵制农民的革命。他们和当权的封建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只是要求封建统治势力让出一点位置来给新起的资产阶级。这样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注定了只能得到悲惨的失败[5](序言,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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