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呢？并因其失败而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呢？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此路不通”的规律性论断，既不能以“六君子”血洒街头的现象为依据——所谓变法失败等于“此路不通”，是缺乏坚实论据的推论；也不能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强大、资产阶级软弱的道理为满足——因为它适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切事件。必须对具有本质性的各种因素进行具体的分析。如帝国主义到底对维新派采取什么态度？封建势力到底对维新派采取什么态度？维新派的弱点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等等。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戊戌维新的失败，并不一定等于“此路不通”，也不意味着维新运动在近代中国没有获得某种程度实现的可能性[8](P101)。
同一个戊戌变法，学术观点竟如此大相径庭：从革命史观、阶级斗争史观的角度去看，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坚持改良主义；张磊换了一个视角，则认为康梁的改良不一定就“此路不通”，这显然是说戊戌变法的失败不在于坚持了改良主义。
回顾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由于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的影响，学术界逐步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看做一个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不少学者把五四运动前80年的历史概括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或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也有一些学者把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视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换的历史，把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文明的重建作为评判这段历史的标尺[9](P1-6)。无论哪一种提法，实质上都是用新的史观即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史观去重新研究中国近代史，所以学术界应该重视对这种新史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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