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的准备和进程，与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袁被超擢授予候补兵部侍郎，亦是催动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袁与政变的关系至关重要。袁的行动，在当时已备受关注。

    戊戌变法的进展，到了七月中旬礼部六堂官革职、下旬谭嗣同等四军机章京上任，帝后、新旧势力平衡明显打破，局势迅速紧张起来。七月底，光绪帝召袁世凯来京陛见，积极筹备开懋勤殿，以及八月初决定召见伊藤博文，表明了帝党和维新党人从后党守旧势力手里全面夺权的愿望和行动。这自然超出了后党势力所容许的范围，从而把政变正式提上日程。

    召见袁世凯及其超擢兵侍，谕以专管练兵事宜，坦露了帝党和维新党人寻求军事后盾的意图。用王照的话说，此举是掩耳盗铃，霹雳一声，昭告世人。这是论者们所一致公认的。至于开懋勤殿，则远远不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议事、议制度改革这一层意思。其用意和目的乃是在于设立为光绪帝所用的新的施政机关，以取代军机处。仅仅靠军机四卿，已经不能满足光绪帝全面执政的需要了。八月初一日郑孝胥日记说：“闻又陵言，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1页。）严复曾于七月廿九日蒙光绪帝召见，君臣畅谈三刻钟之久。（注：《国闻报》八月初四日《徵文恭纪》，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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