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谕则是勿庸置疑的。这里先说初六日上谕。初九、十四日上谕容后文再说。初六日上谕是拿康有为，而非“康党”。公私记载亦都是说缇骑抄南海会馆是拿康有为。此类记载甚多。梁启超、张荫桓两个直接当事人所说即可为证。（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王庆保、曹景＠（原字为成右加队的左部分）：《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一）第488页。）此外， 初九日出版的《国闻报》所载记者在天津的目击谓：“初六日薄暮”，京师“来官役数十名，至天津密拿……康有为”，“四处大索”。初七日下午三点半钟，天津当地官员“至塘沽密拿康有为”。（注：《戊戌变法》（三）第406～407页。）京、津的拿康行动，均与上谕吻合。
围园劫后是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的“大逆”行动，而且直接牵连光绪帝本人。如果西太后在初六日早晨以前已经知晓其事，正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谋逆”的罪名，一网打尽，明正典刑，根本不存在，也不必要避忌什么“打草惊蛇”。这个时候，谭嗣同等就是蛇，而不是草。
初六日捕拿康有为，是先颁了上谕，然后才有步军统领崇礼奉旨派出缇骑搜捕。而且据梁启超亲历所记，是捕康上谕在先，训政上谕在后。（注：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上谕是行动的指令， 而不是马后炮，而且似乎没有隐秘什么的必要。
袁世凯于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的消息，并未赶上初六日早晨颁布捕康及训政上谕之前传递到西太后处，所以，政变仅只是按初四日以来的部署进行的。关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间，我取袁的《戊戌日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