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于初五日回到天津后当晚，向荣禄告密，是无须论证的。其日记所说到次早才“以详细情形备述”，（注：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可谓欲盖弥彰。 告密的核心内容自然是谭嗣同说袁围园劫后杀荣禄。初六日晨逮捕康有为的上谕为：“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这是载诸实录的“谕军机大臣等”上谕。这个上谕，恰符杨崇伊密折为康有为罗织的罪名，而又恰没有“围园劫后”这个属于谋逆作乱这一最为严重的罪名。这可谓初六日政变是据杨密折而非袁告密最直接，而又最有力的铁证。

    论者怀疑初六日上谕的可靠性与真实性，认为八月初六日“清廷颁布捉拿康党的上谕其实只是马后炮”，“上谕公布的日期甚至内容都服从于实际需要，而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目的正是避免打草惊蛇”。“不提谭嗣同，自然不等于当时清廷不想捉拿谭嗣同，不等于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立论的唯一根据是初六、初九日上谕不提，十四日上谕才提捉拿梁启超。（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不提捉拿梁启超，另当别论。但上述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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