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张荫桓亦被捕，但迟至八月初九日始下诏谓“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十一日刑部奏覆亦谓，提督衙门初九日遵旨“将官犯张荫桓等七名悉数拿获。”对此，房文的解释是：清廷“初七日已得密报，知道康党有‘谋乱’计划，因此不按通常程序，而令秘密查拿，以免走脱，或激生他变。”“现在我们所见最早一道捕拿梁启超令，是在八月十四日公布康党‘图谋不轨’罪状诏中，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个重要的变法分子，清廷不会迟至此日才第一次下令捕拿。有记载说，初十日荣禄曾派人到塘沽去捉拿躲在日本船上的梁启超，说明在此以前已有密令捉拿。……初九日诏中不列梁启超名字，可能是因为清廷已侦知梁启超躲入日本使馆，不易查拿，暂不列其名，以便继续秘密捕拿。初九日诏中所列七人名字是已经拿获和必能拿获的，否则不会初九日下诏，当日就全部拿获，并移交刑部了。”
房文的考据说明，清廷公布捕拿康党的上谕其实只是马后炮（目的正是避免打草惊蛇），八月初九日的上谕是如此，八月十四日的上谕是如此，八月初六日的上谕完全可能也是如此。上谕公布的日期甚至内容都服从于实际需要，而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清廷明明急于捉拿梁启超，但初六、初九的上谕都不提梁的名字，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同理，初六日上谕不提谭嗣同，自然不等于当时清廷不想捉拿谭嗣同，不等于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
初六日清廷围南海馆时，“捕幼博（康广仁）及门人程式谷子良、钱维骥君白，并仆人王升、王贵、田叔以去。”（注：《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说明搜捕对象不限于康有为兄弟二人，实有将康党一网打尽之意。毕永年抵京后，见谭嗣同一直住在南海馆，至初四日午后始迁寓浏阳馆（注：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4页。）。这一临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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