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园劫后”之罪。至于谭嗣同的问题,上文已述及,不赘。而且谭初七日已被捕,并未“逍遥法外”,康、梁不知实情,在海外编造的神话,更不足为据。所谓“杨深秀公然抗疏,要求西太后收回训政,还政光绪帝”亦仅为康、梁一家之言,不见于其他记载,实悖于情理的无稽之谈。
有必要指出,持“袁告密与政变无关”说者,均以《戊戌日记》为主要依据。而袁氏此作,旨在为自己洗刷“卖君”之恶名,因此必然真伪参半。没有部分真实的内容,就无法取信于人;没有作伪的成份,就不能自辩。因人废言固然不当,而不加辨析,照单全收,恐亦非科学的态度。
与袁氏告密略有连带关系的一个问题,是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传统说法是八月初六日,但近年来,有人提出当在八月初四日,主要理由是当日光绪帝已移居瀛台(注: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又有人提出当在八月初三日, 主要理由是光绪帝对奏折的处理情况发生了变化,由先提出处理意见再呈慈禧改为先呈慈禧再处理(注:林克光:《戊戌政变时间新证》,《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然此两说,均疑似之词, 并非无可争议的确据。移居瀛台不一定意味着被囚禁(此前光绪帝也常居瀛台)。处理政事方式的改变,也可能是光绪帝为缓和与慈禧的矛盾而主动作出的让步姿态。按七月三十日,光绪帝曾赐杨锐密诏,有“不致有拂圣(慈禧)意”之语(注:《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杨锐覆奏,有“皇太后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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