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一结论的完全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的确实证据，那么至少应承认其可能性。因此，由于八月初六日公布的上谕中无谭嗣同的名字，就断定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在逻辑上是不够严密的。

    至于第一条理由，就更难成立。姑勿论袁氏《戊戌日记》内容未必完全可靠，即就其本身内容而论，只要细加推敲，亦不难得出相反的结论。

    《戊戌日记》谓：“初五日请训……退下，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珪入座，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况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久之，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崇伊）在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注：《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3页。）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天津《国闻报》报道：“练兵大臣袁慰亭（世凯）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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