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者谓，“政变是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的”（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对此， 笔者颇有保留，姑且不论。即使确实如此，这也与“告密为导火线”并无矛盾，因为政变条件成熟是一回事，导火线又是另一回事，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

    二，论者谓“政变乃是借杨崇伊的奏请训政疏而发生。”（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 ）杨的奏疏确实有促成政变的作用，但与袁的告密相较，后者显然更能影响慈禧的决策。因有前者而否定后者，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论者谓，“初五日夜二更以后（约22时）至初六日卯刻（5时）上朝实行政变之间，只有七八小时的时间，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和制度来推论，是无论如何也赶不在政变前向西太后告变的。”（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 ）论者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