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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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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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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可能派出人向西太后告变的时间定在“初五日夜二更以后”，当是因袁氏说过“久候将至二鼓，不得间”。然而袁氏并没有说此后荣禄才派人告变，甚至整篇《戊戌日记》都未提到荣禄曾派人告变，显然是有所隐讳。因此，判断告变当在“二更以后”，是毫无根据的。如上文分析，荣禄告变当在下午4时，再晚也不过在7时左右，有10至13个小时的时间，有火车作为交通工具，即使加上转换交通工具的耽搁和开出专列的交涉所费时间，在翌晨5时前赶至宫中仍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何况还可利用电报通讯。论者谓：“当时颐和园与宫中均无设电报，无电可告，如电总署转奏，则就无所谓告密了。”（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此说颇费解。 当时朝廷电寄各省的密谕，督抚电奏的密折，不知凡几，当然都经过总署，均不失其为“密”，何以说“如电总署转奏，则就无所谓告密了”？总之，荣禄在八月初六日早朝之前向慈禧告变是毫无困难的。
四，论者谓，“上谕说：‘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并没有‘围园劫后’这项谋逆大罪，‘首恶’谭嗣同也逍遥法外，并且一直在积极活动，营救光绪帝。假若政变之前西太后和后党就已得知‘告密’的内容，给维新党人所定的罪名以及政变后情况决不至如此。”（注：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然而， 多数政变发动者在开始阶段宣传上一般都取低调，有意缩小事态的严重性，目的是减少社会动荡，安定人心，以期尽快控制局势。上谕亦取此策略是完全可能的，故不能以此断定当时慈禧尚不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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