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袁世凯《自书戊戌纪略后》末署“时在八月廿五日，书于小站营次”（注：《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5页。），则《戊戌日记》之作，上距其八月初五日抵津，不超过20日。对这件终生难忘的大事，袁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记错。故时间之不符，当系出于作伪，而其目的，自然是有所掩饰隐瞒。故《戊戌日记》不可尽信。

    既然袁下午三时已到天津，且抵津后“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则两人见面，当在下午四时左右，荣禄要在初六日清晨五时早朝前报知慈禧，时间完全足够。即使如袁所谓“抵津，日已落”，见到荣禄约在七点钟左右，荣禄在获悉这个危及其生命的重大“逆谋”后，也肯定会马上派人连夜赴京，早朝时慈禧也能接获报告了。说荣禄要拖到第二天商妥“保全上位”的办法后再行动，实在悖于情理。荣禄必然考虑到，康有为既已决定杀自己，在被袁世凯拒绝后，仍不会善罢甘休，完全可能另找人执行，荣禄不能不马上全力反击，以绝后患，更何况知情不速报，亦必然会受到慈禧的严惩。毕竟，对荣禄来说，“保全自己”比“保全上位”重要得多，即使荣禄当时确有意“保全上位”（这一点颇值得怀疑），也只有在已保住了自己身家性命的前提下再予考虑，而不是相反。因此，袁“略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