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袁世凯只是说，初六日他与荣禄尚未筹商到“善策”，“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并没有说荣禄尚未报告慈禧，训政之电已先发。筹商善后是一回事，向慈禧报告又是另一回事。火烧眉毛，荣禄当然是先向慈禧紧急报告，然后再筹商善后。房文所谓“荣禄和袁世凯需要商量一个‘保全上位’的稳妥之策，这样就未能在初五日及时向慈禧太后奏报康党‘锢后杀禄’的‘阴谋’，而拖延到初六日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才奏报”，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也未必是《戊戌日记》的原意。

    其实，袁本人就没有完全隐讳其告密促成政变的事实，还要表功一番：“然区区此心，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势也。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注：《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5页。）可见：

    第一，袁在捕杀康党的政变中，由于揭发“该党等凶谋”，而以其“鹰鹯之逐”挽救了“宗社”，倘如房文所说，袁的密报在政变后才上达慈禧，他就没有资格这样表功了。

    第二，袁的告密是“必然之势”，“亦正所以保全皇上”，所以“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可见，所谓因要考虑“保全上位”之法，而迟迟不上报慈禧，并非袁的想法。袁已说得十分清楚：“保全上位”的最根本办法乃是马上向慈禧告密。当然，善后措施还是要筹商的，但终究是第二位的事情，绝无因噎废食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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