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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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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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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其“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科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因此，“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因此，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致使西方国家由贫弱转为富强的本原。
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为何能致国富强的道理，严复还作了不少具体的分析。在科学与富国的关系上，他认为西方各国经济发达，除了得益于科学技能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使之立于必盛之地。他指出：西方各国把这种科学精神“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这是因为，科学的作用不仅仅是“求知未知，求能不能”的掌握生产技巧，“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即造就深思熟虑，不骄不躁、诚信求实的从业品质。如此，科学技能与科学精神结合，使西方各国民众的“德慧术知”远胜于中国，“故凡其耕凿陶冶，织衽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22～23页。）在科学与强国的关系上，他认为以科学之精神治国则国强，反之则弱。他说：“名（逻辑学）、数、质（化学）、力（物理学），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曰：‘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于通理公例违行故而。”。（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9页。）他又用斯宾塞（锡彭塞）的群学（社会学）理论阐释说：积人而成群，集群而成国，把各种群体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强盛，但是要治理好群体就必须掌握和运用群学，而要运用好群学则先要掌握各种科学原理。这是因为，“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非为人天地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否则，“格致之学（科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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