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深长思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专集之四，第5～6页。）因此，所谓补充新的，就是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以培育国民的新素质。改造旧的，虽然主要是对中国国民精神的优秀传统的不断发扬光大，但是也离不开用科学原则加以鉴别、提炼和培育，这在其《新民说》中不乏具体论述。
除了上述对人的现代化问题进行广泛系统的思想理论宣传之外，维新人士还开始了社会实践。如建立各种学会、开办新式学校、改革旧有学校的教育内容等，力图用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去改造和提高国民素质。这已多有论说，无需赘述。
上述说明，维新人士对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人的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已有比较明确而系统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中国的人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并广为宣传，还开始了一定的实践。这是前所未有的，并为此后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魂铸造、五四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孙中山的“心理建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和活动所继承发展，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启动了中国的人的现代化工程。
三、戊戌维新与现代团体的产生
现代性社会团体是社会建构方式现代化的集中体现，戊戌维新开创了近代中国人自建现代社团的先河。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有些传统社团虽然已开始向现代性社团转变，也出现了在华外人组建的现代性社团，但是由中国人自己组建的具有比较完整现代性质的社团，则是在戊戌时期逐渐兴起的。这不仅表现为人所共知的维新派的组建各种学会活动，更重要的是在一些维新人士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名之为“群学”的，以阐释包括国家、议院、公司和团体等在内的各种人群的特性和功用为主体内容的，比较完整的现代社会学理论。这种群学理论不仅增强了维新人士组建学会的自觉性，也使维新学会具有现代社团的特性，并且对此后的中国现代性社团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西方社会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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