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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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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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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折》中明确提出，中国应跟上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要以工业立国。他说：“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质乎？”中国亦应“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奏稿》，第19-21页。）严复在其翻译的《原富》一书中，以按语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工商立国思想。他说：“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之野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之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也……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传统的“贵本而贱末”思想是错误的，应当农工商并重。接着又说：“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而兴。不及十念，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这就是说，农业虽与工商业并重，但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工商业的发展，且终将为工商业所超越。而且农业也已不是传统的小农业，而向着机器大农业转变，因为“自汽机盛行以还，则缦田汽耕之说出，……而汽耕又断不可用于小町散畦之中，盖世局又一变矣。”（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6、882、884页。）一些同情维新的报刊亦发表文章宣传以工立国思想，有的指出：“古之为治者，以农为富国之本，今之为治者，当以商为富国之资，非舍本而逐末也，古今之时势有不同也。”（注：《论商务》，《申报》1895年6月25日。）
就官员而言，亦不乏主张以发展工商业为自强之计者。甲午战争后，顺天府尹胡燏芬就提出：“筹饷练兵”虽为求强之举，但其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如筑铁路、铸钞票、办工厂、开矿产等。（注：沈桐生辑：《光绪政要》，上海崇文堂宣统元年铅印本，第21卷，第18页。）张之洞也向朝廷提出9条自强措施，内中除了军事、外交、*方面的6条之外，经济方面的3条是：“亟造铁路”、“速讲商务”、“讲求工政”。而且特别强调了发展工业是救国图强的根本所在：“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工业），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王海屯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0年版影印本，第1册，第685-686页。）李鸿章也指出：“盖国用出于税，税出于商，必应尽力维持，以为立国之本。”（注：《钦差商务大臣李鸿章谢恩折》，《江南商务报》第3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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