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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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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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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27页。）
三是就争取国家富强是为了改善民众生活这一根本目的来说，也必须提高国民的素质。他说：“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其他维新人士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认识，虽没有严复那样全面深刻，但也各有独到之处，特别对开民智尤为重视。康有为的“群体变用”论，把集群开民智作为维新的本原所在，而变法只是维新的具体措施。他曾指出：“夫挽世变在人才，*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85页。）又认为议会*的实行要以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为基础，否则“民智不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第11卷。）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在吸收严复“三民”说和总结戊戌维新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力度继续宣传提高国民素质在争取国家富强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在发刊词中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注：《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2月8日。）接着又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除了论述以“开民智、振民气、新民德”为主的“新民”的概念内涵和方法方式之外，进一步强调其必要性说：“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对于改革内政，“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对于消除外患，如果“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专集之四，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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