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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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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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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无欺。所以民主*出于平等而行于自由。
对于西方民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与其国富强的关系，严复也有一些具体的论证。他指出西方所以能够屡屡战胜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公治天下。由于以公治天下，使国家成为“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他还从反面加以认证，认为中国所以受西方侵略而日趋贫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以平等自由为根本的民主制度，使人的才能不能发挥，“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谬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夫如是，则去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也，其间几何？”（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页。）且中国的人际关系，“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故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废。”如洋务诸政，“辄有淮橘为枳之叹”，不能收应有之效。（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
其他维新人士亦在论述议会*制度时，不同程度地论及了民权、平等和自由问题。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构想了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并强调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说：“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平，况男子之与女子乎！”（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99页。）梁启超提出，只有全权之国，才能富强，“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第一，第99页。）其所谓的全权之国，也就是实行自由平等的民主之国。
维新派在直接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同时，还以此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实践清除障碍。严复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是“治古文字”、“为古今体”、比书法、讲考据，“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的“无用”之学；是“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去实滋远，徒多伪道”，无“裨民生”的“无实”之学。（注：王栻主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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