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义和团和京、津广大爱国军民英勇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顽强斗争精神。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打乱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表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巨大威力，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已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内忧外患的局势促使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觉醒，他们一方面更广泛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反思，探索中国救亡图存、推动中国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武器。中国魂或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正是在当时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条件下，从中国传统的小农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变的产物。 

1899年12月23日出版的《清议报》发表了梁启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魂安在》，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魂”这一概念。梁启超在文章中惊呼：“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文章指出：“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已是“无魂之国”，所以要“制造中国魂”；中国魂是“兵魂”。“爱国心与自爱心”则是“兵之魂”；而“制造国魂之药料”，是“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制造国魂之机器”，是“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这段关于中国魂的论述，既保存着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爱国心与自爱心”，又赋予其时代精神——近代关于“人民之国家”的新观念，实乃梁启超重新制造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但是，梁启超所说的“人民之国家”，乃是维新派关于“君主立宪”的*主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