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草约的签定当时并没有引起民间社会强烈的抵制。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出现，那么，清政府确定的铁路建造权收为国有的方针，将从此确立。然而，当时却出现了两件事，使清政府推行这项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第一件是，当张之洞正准备上奏请求清廷批准之际，美国也在继四国之后，要求为中国铁路贷款，此事因牵涉美国与四国银行关系等诸多方面，也就拖延了下来。第二件是，4个月以后，张之洞本人作为铁路国有政策的主持者突然逝世。由于张之洞本人在士绅与民众中有着较高的威信，张的逝世，使湖北商办派士绅不再受到张的牵制，他们要求民办铁路的呼声日益强大起来。 

此外，一个不利的因素是，自慈禧与光绪死后，清廷的权力中枢本来已经变得非常软弱无力并缺乏权威。在张之洞死后，继任主持铁路国有的是盛宣怀，尽管作为一位商务方面的专家，对铁路的具体事务比张之洞更为在行，然而却在社会上声名不佳。各省士绅商民对他主张国有政策的动机抱着相当的怀疑。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在铁路问题上的分歧双方之间的沟通与信任。 

另外还有一个不利于清政府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因素，那就是，到了1909年之后，地方谘议局与中央的资政院已经相继建立，并具有相对于清政府的独立地位。各省谘议局恰值开设的时机，而地方谘议局正是地方士绅、商人与激进青年留学生的*大本营。这意味着，如果政府缺乏足够的办法与权威来说服各省的士绅商办派，那么后者就可以利用省谘议局这个现成的合法*舞台，与清政府的铁路建设的中央集权政策分庭抗礼，并利用这个*舞台进行反对铁路国有的广泛社会动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民间的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运动开始发展起来，并在湖北形成声势浩大的抗争运动。湖北谘议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项，其中包括劝勉各房主以其两月房租收入购买股票，开设铁路彩票，不用外国技师以节省经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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