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些士绅民众是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爱国之心无可置疑。然而，事实上，这些人们对铁路商办的乐观前景的估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他们并没有针对国有派所指出的商办铁路的三大弊端，即资金不足、管理困难与缺乏统筹，提出有力的反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他们所采取的办法，仍然是与以往一样，即从道义与感情上来激发民众与商绅的排斥洋款的民族主义情绪，其思路实际上相当简单，那就是，只要中国每个人的良知觉悟激发起来，人人各尽所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中国就会众志成城，2000万元资金是可以通过国内集资实现的。他们的充满*的号召，实际内容却相当空洞，对于如何筹款并没有具体的落实办法。 

从宣统元年初到宣统二年中期（1909至1910年）一年半的时间里，在铁路国策上左右摇摆并软弱无力的清政府，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在此关键而敏感时期，清政府各部及摄政王本人都对此采取相互推诿的态度。从摄政王到邮传部诸大员，既不愿意得罪国内为数众多的商办派士绅，也不愿得罪于四国银行与政府。 

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清政府在铁路政策上的犹豫不决局面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原因是，盛宣怀这位强硬主张铁路路权国有政策的官僚接掌了邮传部大权。这位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在受摄政王召见时，明确地表示了铁路筑路权必须收为国有的施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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