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的历史观出发，就会有不同的结论。从民族主义史观看，“保路运动”是一场反对列强经济侵蚀的爱国民族运动；从阶级史观出发，“保路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社会*运动。萧文认为上述两种意见是“传统”的、“简单”的，其从文化的、制度的、*的、社会的几个方面综合理解，得出的结论是：“保路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经济排外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传统封闭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延续”；是“观念层面的经济排外主义思潮，社会层面的地方主义势力（笔者注：一直被视为促使国家分裂的*倒退力量）与*层面的谘议局力量（笔者注：萧文称之为离心力量），这三方面因素彼此密切结合的产物”；“是为商办公司的地方主义与分利集团势力所利用的”，“以爱国主义为堂皇口号”，而激发“民众朴素爱国情绪”所形成的鱼目混杂、饱藏私利与欺世盗名的历史倒退。概括起来说，萧文认为保路运动是，与清政府具有现代化导向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在检讨与修正商有政策基础上形成的——铁路国有政策相对立、相抗衡的反现代化历史发展规律的“人类的非理性的*”运动，在民国“既定的铁路国有政策”中受到报复和嘲弄，恰似一个可憎可笑的历史反动插曲。 

萧文事实上并没有突破阶级史观的“传统”，只不过是假借现代化而实现阶级立场的新选择而已。制度梗阻是晚清政权危机的根本所在：经济改革与*改革的关系在世界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均存在一个私人经济大发展的过程。国家投融资与私人投融资相生相伴，殊途而同归，共同献力经济。推行铁路国有而举借的外债最终必然转化为国民税负，归根结底要由中国自身的经济力量来承担。然而，将私人投资为主转为国家财政（以外债支出为主）投资的清末路政改革的失败，说明晚清社会因制度梗阻而无力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制度的严重梗阻窒息了经济成长的活力，使利益冲突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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