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首先考察了人们较少留意的自然环境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指出辛亥革命前10年，中国大地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极大地加剧了社会的震荡，成为促进革命形势渐趋成熟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1911年遍及沿江沿海10余省的大水灾，更成为诱发辛亥革命运动的直接导因。 

近代中国社会的震荡，更突出地表现在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新的社会力量逐渐形成，从而严重地削弱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有的学者考察了清末庞大的游民社会及其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同帮会的既有社会联系，在其从事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必然会依靠游民社会的力量，但又无法克服这一阶层固有的劣根性。有的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士大夫阶层，说明20世纪初年士大夫阶层开始了一个自我否定的异化过程，随着这根封建统治支柱的动摇，它所支撑着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必然随之崩塌。有的学者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家庭变动，认为辛亥前后自然经济的解体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家庭变动的社会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群体的出现及民主革命思想的兴起是家庭变动的思想根源。 

知识分子往往是最先觉悟的社会群体，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会上有些学者分别探讨了留学日本、留学欧美和国内学堂的学生以及辛亥时期的女知识分子。有的通过考察留日学生的留学动机、留学期间的生活和社会活动，分析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革命时表现出的互相矛盾的两种性格：积极与软弱，前进与反动。有的认为，留学欧美的学生人数虽少，思想发展很不平衡，但他们与留日学生一样，同辛亥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有的学者强调，关于辛亥革命与学生的关系，以往多注重于留学生，其实，为数300万之众的国内学生也是革命党的重要社会基础，他们的启蒙宣传和爱国民主运动，客观上一直为革命创造条件，并日趋紧密地与武装起义协调并进，成为反清第二战线。学生与革命党的直接关系，既是学生活动的重要方面，又是革命运动的有机成分。有的学者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女知识分子的崛起，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解放运动形成高潮的鲜明标志。参加同盟会的大约200名女子，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她们为革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显示了她们的觉醒和力量，但她们的价值与作用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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