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和立宪运动仍是学者们兴趣不减的课题。有的根据新获取的咨议局议员的背景资料，证明立宪派90％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他们既保守又进取的性格，决定他们在辛亥革命中成为一种阻力而非助力。有的从议政程序、议政态度和议政效果三方面，对湖北立宪党人在咨议局中的实践活动进行了入微的个案剖析，指出咨议局既不是清政府的“御用机构”，也不是类似资产阶级议会的“具有独立性的*权力机关”，而是遵循一定民主程序对本省行政事宜实施提案和审议的“议政机构”。取得这种实践经验的立宪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辛亥革命在湖北的结局。
有的学者提出，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为时虽暂，但它迅速和保路爱国运动合流，在舆论、组织、武装上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有的揭示了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在阶级基础、*经济要求和人民权利意识方面的内在联系，论证了两个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有的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国货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社会影响。有的探溯了贵州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有合有分的演变历程。有的以l910年长沙抢米风潮被“镇压”为例，分析了清末社会运动与近代通信的关系。这些探讨无疑都加深了人们对清末社会*变革的特点的认识。
四、武昌起义与各省的反应
在为数不多的有关武昌起义的论文中，仍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和新看法。有的分析了湖北的舆论导向与武昌起义的成败，指出舆论宣传在武昌起义过程中起首先锋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昌起义成功于舆论的深入宣传，但又失败于“反满复汉”的错误导向。民族资本主义的微弱，小资产阶级的广泛存在，是造成舆论导向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从建立和掌握锐利有力的宣传武器。有的考察了武昌起义的地利，认为从聚人、接济、进取三方面看，地利对武昌成为“首义之区”起了作用，但革命党人未能充分利用武昌的地利，从而影响了武昌起义后的战局与政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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