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梁的共同目标和实现目标过程中的道路上的分野，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个缩影，将孙梁加以比较研究，是极有意义的。但本文不准备全面铺开，仅就1899至1903年孙梁合作中的一些问题作初步考察。

二

　　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数年中，孙中山和梁启超有合作的意向和行动，这是当时特定的*形势和双方的思想基础所决定的。单纯用梁启超的“首鼠两端”或孙中山一时的“策略”来解释是欠准确的。

　　对康梁这一派革新势力，孙中山一向十分关注。早在1892年，孙中山在广州、澳门借行医进行革命斗争时，就注意到了在万木草堂讲学的康有为，并提出与康联合。不料康目中无人，定要孙中山具门生帖拜他为师，大伤了孙中山的自尊心，遂失败。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农学会，又邀康有为、梁启超、陈千秋等维新志士加入，由于康不点头，不果。孙中山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深感缺少一批有一定文化学识水平的“文士”，就和横滨侨商邝汝磐商讨建立一所学校，一方面教育华侨子弟，一方面培养革命人才。孙中山即举荐梁启超来主持校务，并将该校命名为“中西学校”。派专人往上海请梁启超时，康有为以梁正充任《时务报》主笔为由，不许梁赴任，改派徐勤前往，还认为“中西学校”一名不好，更名“大同学校”，孙中山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大同学校从1897年冬开办后，既有维新志士执教，又有革命党人授课，孙中山和陈少白亦常往校内指导，“彼此往来异常亲热，真无所谓彼我之分”(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第46页。)。1898年，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笔谈，交换*见解，曾把梁启超当作同志，称他们之间“另有秘语，非局外人所能知”。还说：“弟近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他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孙中山并断定，康有为肯定不会来，因为“康之所行，欲学战国之鬼谷子，多使其门弟子出来办事，而彼则隐其名”(《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179－180页。)。这表明，孙中山是十分器重梁启超的，二人也有一定的来往。

　　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维新派的影响要较孙中山等革命派大。从日本警视厅秘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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