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基本上在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中行动，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逃亡日本后，善于吸收新鲜事物的梁启超开始自我建树，逐步有了独立的思想品格。他自称：“自居东以来，广收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2，第186页。)。这时的梁启超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家的*营养，大谈民主、共和、自由、民权，甚至革命。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还说：“我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9，第86页。)。这虽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追记，不免有粉饰自己的一面，但从总体上反映了梁当时倾向革命的动向。梁启超在1899年后，很少谈康有为的“改制”或“伪经”，较多地宣传“破坏主义”，抨击清廷反动统治。他认为“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破坏终不得免，愈迟愈惨，毋宁早耳”(《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页。)。他在致徐君勉的信中称：“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许多可信的资料表明，1901年前后的梁启超确实具有革命思想。这一方面是梁本人思想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维新派内部在戊戌政变之后逐步分化的反映。以东京大同学校为例，30多名学生多为流亡的维新志士，1900年后梁启超对这些学生讲卢骚、孟德斯鸠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学说，很少谈孔孟之道，于是学生思想大变，矢意追求民主自由。第一期学生冯自由回忆说：“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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