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断定，孙中山和梁启超确曾有过较为真诚的合作。但这种合作是不稳固的，时常存有断裂的阴影。当1903年到来的时候，就彻底失败了。

三

　　孙梁合作的失败，反映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改造中国问题上革命和改良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但就具体情况来看，有较突出的三个因素：

　　一是康有为的反对。

　　梁启超善变，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康有为则守成，很难改变自己的*观点。在康看来，光绪皇帝“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初集，第50页。)。所以康有为在1899年后的*活动以“保皇”为中心。他对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合作极为恼火，千方百计干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为了避免梁启超上了孙中山的“圈套”，康命梁离日往檀香山。梁启超当时虽和康有为在*上和思想上有分歧，但梁羽毛未丰，名气不太大，又无势力，再加上师徒关系，自然在康的压力下屈服了。倘无康的干预，孙梁合作是可以成功的。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虽然已看出康有为的固执，意识到了两派合作无什么把握，但仍从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争取康有为。1900年春，宫崎寅藏赴香港，试图往新加坡说服康有为，孙中山认为可能性不大，但还是让宫崎寅藏去协助办这件事。不料康反目为仇，向新加坡政府诬告宫崎为刺客，宫崎不幸被捕。若不是孙中山设法营救，宫崎定受*之苦。但经此磨难后，孙中山一方面对日本友人讲合作之事听其自然，“如足下于说合之事无成则已矣，由他自行其是，吾行吾人之事可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1页。)；一方面还是谋求与维新派合作。他在1900年7月的一次谈话中称：“我想要会见康有为，就当前中国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并向他提出我的劝告。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轻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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