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梁启超思想的转变。

　　1901年前后的两三年中，是梁启超一生最激进的时期。他那支饱含热情的笔，竭力鼓吹民主自由，严厉抨击封建专制，全面介绍西方文化，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从这点上看，他为孙中山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效了大力。然而梁一生的言行几乎都笼罩着一个矛盾的“怪圈”，他这时虽然倾向于革命，但并非与改良思想彻底决裂。诚如他自己所讲的：“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饮冰室合集·专集》第43，第63页。)。这种矛盾的思想运动和情感，既使他和孙中山的合作具有某种可能，又藏有最后决裂的祸根。梁启超到檀香山后，曾致孙中山一封长信，真实地道出了在和孙中山合作中的复杂的矛盾心理，其中言道：

　　“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何如？”(《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从表面看，梁启超在这里作孙中山的工作，但实质上反映了他既想和孙中山联合又死抱“勤王”的改良立场不放的双重*性格。1902和1903年之交，当康有为等人增大了对梁的压力和梁启超访美之后，他就再不谈和孙中山合作，公开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指手画脚地攻击孙中山了。关于梁为什么会这样转变，他自己有一个堂而皇之的解释：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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