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近曾见先生乎？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稀），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约见于此间可乎？至仆等与彼踪迹稍疏之故，仆见彼当面解之也。”(转见《近代史资料》第74辑。)

　　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康有为不和孙中山合作有不满之处，希望见到孙中山、陈少白详细解释。同时要通过犬养毅等人约时间与孙中山见面。

　　事实上，在梁启超赴檀香山之前，他和孙中山有多次交谈，商讨合作，双方私人交往也密，用梁的话讲是“已订交”。章太炎认识孙中山，也是通过梁介绍的。《太炎先生自订年谱》中称：“时卓如在横滨，余往候之。……香山孙文逸仙时在横滨，余于卓如坐中遇之，未相知也。”冯自由亦记云：章太炎“由梁介绍，始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革命逸史》第2集，第36页。)。孙梁这时多函电往来，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可惜存留下来的极少。

　　孙中山1899年3月2日和4月2日曾致宫崎寅藏两封信，从中透露出他对梁启超的信任。

　　其一云：

　　“兄果知其人诚实，可请于明日午后五时来见可也。”

　　其二云，“弟病气已消，今日已出外游行，以吸清气而抒体魄。某君前日来见时，弟已应言尽言，倘能如弟言去办，则于中国前途大有补益也。余则非弟力所能及，似可毋容再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6页。)

　　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和信的内容来分析，这里的“其人”、“某君”当指梁启超无疑。《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录有梁启超这时给孙中山的两封信，同样反映了孙梁之间的交往。一为：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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