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梁启超的解释能否成立，他在革命的道路上摇摆了一阵之后又回归于改良主义则是事实。其结果当然是背叛先前和孙中山“合作到底”的诺言。

　　三是革命力量的壮大。

　　一般来讲，所谓的两派联合，最终都是一派吃掉另一派。因此，在联合过程中争论的问题虽多，但核心是由谁掌权，以谁为中心。孙梁合作的过程中，在大道理的背后时刻充满着争斗。章太炎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力也”(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162页。)。日本警视厅秘录中亦透露：“由于两派互相攫取权势，终于酿成大同学校选举上的纠纷，该校于上月十九号夜晚选举董事以下的工作人员，当选者均属康有为一派人，孙逸仙一派对此大为不满”(日本警视厅甲秘文件第40号。)。1902年后，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一批维新志士放弃改良主义而转向革命，康梁队伍在缩小，孙中山的影响在扩大，康梁从一己私利出发，更惧怕革命派吃掉维新派。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称：“行者（指孙中山——引者注）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1页)”1903年是革命力量大举发展的一年。一方面国内拒俄、拒法运动汹涌激荡；另一方面东京的革命力量与日俱增，孙中山已成为人们向往的革命领袖。康梁的地位则逐步下降。按常理讲，这将有利于孙梁合作。但康有为要保住自己的“地盘”，梁启超也想独树一帜，他们面对革命形势的高涨出现了逆反心理，梁启超甚至拉革命之大旗去扩张自己的势力。对此，孙中山在致黄宗仰的信中有透彻的分析，认为梁启超“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则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欺人实甚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230页)。接着，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书》等，严厉抨击了梁启超企图破坏革命的种种行径，从理论上论述了革命和保皇的对立，从思想上划清了和康梁一派的界限，提高了革命派的认识，揭开了革命派和改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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