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

　　“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日八点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畅馔，本当趋陪，惟今日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能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1－182页)。

　　孙梁这种书信往来，不仅使他们之间的合作出现了可能，而且使革命派和维新派之间的关系日趋融洽。正在步入革命队伍的唐才常、毕永年等时常拜会孙中山，请教救国方略，孙中山亦极诚恳地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为首领”(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初集，第74页。)。这时，唐才常等人正在发动自立军起义，孙中山亦表示支持。“当时自立会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又遥戴中山先生，称之为‘极峰’，均系通过容闳进行联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44页。)。唐才常、林圭等人由东京返国举事时，梁启超在芝红叶馆设宴饯行，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也出席，“各举杯庆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概”。林于行前，亲诣中山请益，中山为之介绍于汉口俄国某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66－67页。)。这种相互支持的情况，连清廷亦有所闻。杨崇伊在密上慈禧太后的奏折中称：“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1页。)。亲身经历当时境况的冯自由曾有一段较客观的描述：

　　“己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曰：‘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是年梁至香港，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办事。并推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独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甚力，移书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时康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往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濒行约中山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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