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专制，只能实行地方分权的早期君主制和等级君主制。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在国家范围内出现了统一的市场以后，各国才从等级君主制向君主专制过渡。集权的君主专制得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化的贵族们的支持，才得以日益巩固和发展。君主专制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产物。专制的国王和资产阶级曾经有过互相支持的关系。这种关系曾促进过资本主义在国内的发展和向国外拓展(参见许丽娟：《明清时期中国与英法专制政权的差异及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作用》，《学术研究》1984年第二期。)。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都是在君主的支持下进行的。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中期，君主专制才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于是资产阶级革命便发生了。革命的结果是，有的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有的把君主专制政体变成了君主立宪政体。有的国家，即便是推翻了帝制。还是要经过多次的、数十年的反复。西方君主制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于它后来的发展（君主专制）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步，所以它对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大的适应能力。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便是典型例子。拿破仑帝国不是封建帝国，而是资本帝国。拿破仑向欧洲的武力扩张，正反映了法国大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意愿。西欧的许多国家的君主制所以能生存至今，就是因为它能不断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势，改变其生存方式。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君主制大力地维护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扼杀着不利于这个基础的因素。它把“重农抑商”作为中国长期的根本国策，严重地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使之不能向资本主义转化。明清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不能发育成长，实为这种二千年不变的国策所累。中国历代君主在本质上均与资本主义无缘。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输入中国，受到了清皇朝的峻拒（后来的屈服是迫不得已的），而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则多方扼杀。外国资本对清皇朝是不满意的，它希望另觅一个更为合适的走狗，所以它坐视清朝被推翻。清皇朝与代表民族资本主义的革命派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存在共存的可能。尽管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但由于上述的原因，中国的封建帝制已不可能再延续下去了。尽管中国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还很狭窄，但由于皇权主义已经丧失了生命力，所以中国还是选择了“建立民国”一途。有名无实的“中华民国”，正好是皇权主义已死，民主主义方生的青黄不接时代的产物。“皇权倾而地分”一一军阀割据的局面应运而生，人民再遭涂炭。但是，帝制的永远死亡，终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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