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更是历来被奉为圭臬名言。虽不免流为空论,但谁也不敢表示反对,就连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帝王们,也不敢说孔子这番话是错了。可见在君主专制时代,这些民本主义思想,还是可以公开、合法流传的,因为它是经典之言,圣贤之言。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平时看来无足轻重,但到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新兴的争帝位者,就可以“为民请命”、“吊民伐罪”、“顺天应人”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没有产生民主主义的客观条件,所以,民本主义虽然不时发挥出其重大影响,但终究只能成为亲新兴的王者改朝换代的工具。只有到近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在外来的影响下,才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种基本上是舶来品的民主主义,一经与中国固有的民本主义相结合,便产生出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人们把“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的古老的民本主义思想中的“革命”二字,来形容这种新兴的社会运动,于是,“革命”被赋予了更为丰富而新颖的内涵,成为近百年来社会运动的主流。可见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与近代的民主主义相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颇为成功的。“Revolution”变成了有中国典籍可据的“革命”,简直是天衣无缝,一点也没有移植的痕迹,由于崭新的民主主义有了古老的民本主义做基础,所以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一旦废除,便再也没有复辟的希望。袁世凯“帝制自为”时,连一向热衷于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也要大声疾呼反对。因为他认为“经一度共和之后,君主‘尊严’和‘神圣’如断者之不可复续”,“譬诸若雕土木偶,名之曰神,■诸闳殿,修诸华龛,群相礼拜,灵应如响,忽有狂生撼而践踏之,投诸溷牏,经旬无状,虽复鼻取以重入殿龛,而其灵则已渺矣”(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由此可见,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威力是巨大的。
四、清皇朝以满族人主中国,广大汉人恒以■越视之,取代为必然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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