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在先，人们的思想变化和*要求在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由于是在外国资本已经侵入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与一般规律相反。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活动家和他们领导的*运动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而这些代言人和活动家本身又是曲折的历史过程的产物。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英、美、法的殖民地冒险家，用枪炮帮助清军打平了太平天国。这时，清军统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才认识到西方现代武器的优越性，开始兴办军用工业，以装备中国的军队，接受轮船、火车和电报的文明，改善交通运输工具。同时开办少量民用工业。这些都是他们在同洋人接触中得到的见识。因为有了这点见识，又经办洋务，后人称他们为洋务派。洋务派没有对民族资本采取鼓励的政策。相反，他们采取了限制政策。

　　洋务的兴办引起了种种评论。这些评论家，如王韬（一八二八——一八九七）、郑观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三）、何启（一八五八——一九一四）等人，或则曾在海外接触资本主义文明，或则读过某些西书，因而提出了比洋务派官员们更高明的见解。他们极力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仿行君主立宪制度。只是在洋务正在大办之时，洋务派踌躇满志，这些评论家的意见不大有人听得进去罢了。

　　一八九五年对日战争失败，新建海军全部被毁，洋务在舆论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对洋务的批评尤其尖锐。梁启超认为洋务派的政策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一九页）不能救国；康有为认为救亡要务在变法，“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同上，第二册，第一九七页）显然，这种批评洋务和要求变法的言论是爱国者的呼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呼唤。所谓“全变”，就是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可是那时民族资本刚诞生，还很微弱。据统计，截至一八九四年，全国近代厂矿企业仅七十二家（其中商办企业五十三家），资本总额二千多万元（其中商办企业资本四百七十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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