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九三页表1，数字据《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一书修订。)，难说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新阶级。维新派明确要求保护和奖励发展工商业，自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发言，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适当的。过去我们赞许革命派，不适当地贬低了维新派。因为他们主张君主立宪而不是彻底推翻清朝统治，斥之为乞求点滴改良，这是不对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有用暴力手段实现的，如法国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也有基本上是用和平手段实现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但在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一根本点上，结果大致相同。所以不能认为只有一种手段是有效的。从中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看，应当承认，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资产阶级的勇敢的先驱。维新志士明知皇帝手无寸柄，政令不出国门，仍旧坚决拥护他实行变法，抱定不怕牺牲的精神，赤手空拳与当权的顽固派斗争，终于引发了不可阻挡的历史变革的潮流。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变法提出最尖锐的指责是说：“载□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卷，第一九九页）这话从反面揭示了变法维新确是一场决死的搏斗。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属于资产阶级的实业家们，特别是他们中的上层分子，对这场壮烈的搏斗竟视为冒险而感到异常危惧和犹疑。试以资本家张謇为例，他就是维新运动的反对者。他在《自订年谱》中记述当时情况说：“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何等激切，而资本家们又何其持重！造成资产阶级本身及其代言人之间的这种显著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把切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他们的代言人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些代言人看来，只是挽救民族危机的途径。可见，不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利益，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才是他们行动的直接动机。这种矛盾现象，在考察资产阶级革命党同资产阶级本身的关系时，可以发现是同样触目的。
一九○五年日俄战争以后，民族资本一度取得较为显著的发展。
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年十年间，全国兴办厂矿企业共一百六十八家，资本三千三百九十七万余元；而从一九○五年到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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