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府成立后,李任民政长,积极筹饷,为革命继续做了许多工作。当时上海工商界普遍发起助饷活动。据沪军清理处所制统计表,革命军所得各项助饷共达五十七万余两(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四五五页。)。
武汉工商界也曾给革命以有力的支持。汉口是商业繁盛的大城市,分四个区,每区各有保安会,原为救火而设。会长、职员都是店铺老板,会员是经过挑选的商店职工、学徒等。因办有成效,社会信誉很高,后来兼助警务。谘议局成立后,议长汤化龙出面将各区保安会联合起来,成立汉口各团体联合会,成为全市性的组织。经过整顿,对会员加以军事训练,发毛瑟枪二千杆。武昌起义后,在抗击清军的阳夏战役中,联合会员们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其饷项概由各商家担任。(朱正斋、李猿公:《清末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的组织发展及其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另据记载,武昌起义时,义军很快即与商会达成协议:义军保护工商业,工商界资助军饷。(此据贺觉非同志未刊稿所引当时出版《大汉报》的记载。)
重庆商会对四川起义独立做了重要贡献。除直接支持了蜀军政府以外,为川境革命军筹饷有明确记载的即达四十余万(资助入川后起义的鄂军三万两,资助川滇北伐军费三十万两,支援成都军政府十万两。)(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一一五页。)
长沙、九江等地工商界对革命表示同情。长沙关税务司伟克菲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八日给安格联的信中说:“此地商人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很放心,他们都同情革命,知道自己会得到保护。”(《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三辑,第九一页)九江商会招待由武汉下驶的海军舰艇军官,赞助他们起义。(吴铁城:《江西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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