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况表明，武昌起义后的一段时间内，资产阶级是支持或拥护革命的。原来害怕和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这时何以转而拥护和支持革命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总是眼看着本阶级的现实利益。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增殖自己的财产。但只有在*安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清政腐败，“内忧外患”频仍，迫使他们要求改革。但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他们看不到暴力革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前景。有些人，特别是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以为革命党人同历代草寇一样，担心一旦革命爆发，盗贼横行，不但民主共和不可得，连身家也难保。张謇在一九○五年的看法很可反映出实业家惧怕革命的这种心理。他说：“是时革命之说甚盛，事变亦屡见。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害怕革命风暴，几乎是各国资产阶级的通病。但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的国家，一旦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根本的威胁时，他们往往能够奋起斗争，以至拿起武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有此种例证。中国资产阶级不同，他们在本阶级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仍畏葸不前，幻想避免激烈的冲突。原因就在他们出生太晚，力量微弱。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时，它的力量仍嫌太弱，不能独立担起社会变革的责任。

　　武昌起义后，各地响应起义的革命党人大多对当地资产阶级采取了联合和合作的态度。有的从一开始就同资产阶级在谘议局中的代表人物建立了联络，甚至实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对资产阶级及其上层代表人物来说，一则革命已经临到眼前，怕也没用了，避也来不及了；二则革命没有带来他们所担心的那种破坏；三则旧朝覆灭，大势所趋，本无所亲，也就并不感觉受恩深重。张謇说：清政府“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人民求护矿权、路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开）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效”。“人心决去，大事可知……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者，趋势然也。”（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九九三页）

　　张謇等实业家们转而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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