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四年间，全国增设厂矿企业二百三十八家，资本六千一百二十一万余元。(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六五四页。)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所增加。据统计，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五年全国各地建立商会组织共二十五处，（外洋侨商商会不计在内，下同）而一九○六年新设商会六十九处，一九○七年为七十五处，一九○八年更达九十六处。(见《农工商部统计表》。)商会是资产阶级的初步组织形式。任何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从事起码的*活动。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提倡商办（或官督商办）铁路，抽捐认股、筹集资金，首先以工商界为对象，迫使他们不能不建立团体以维护切身利益，并由此逐渐卷入*生活。但实业家的*态度是保守的。他们害怕革命，反对革命，总是期望在最少动乱和最少痛苦的情况下谋求改革。这不仅是少数大资本家的态度，一般资本家也都本能地倾向于这种态度。后来的国会请愿运动之所以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相当普遍地支持立宪运动。绝大多数地方的商会，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资本家在一定条件下同革命党人发生联系，甚至加入革命党。
日俄战争，立宪小国日本打败了专制大国俄国，中国的工商界和教育界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鼓舞。他们以为从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南方报》说：“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所以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者乎？彼俄之见衄于日也，非俄之败于日也，乃专制国败于立宪国也。”（转引自《东方杂志》二卷，第十期）梁启超也说，日俄之战乃是“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新民丛报》，第六十二号）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形成□漫一时的思潮。《时报》曾不无夸张地说：“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逐，不趋于海不止之势。”（《时报》，光统三十年八月七日）当时一部分封疆大吏和驻外使节也纷纷奏请立宪，终于迫使消政府于一九○六年九月宣布预备立宪。从此资产阶级在*舞台上开始活跃起来，立宪团体纷纷出现，著名的有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等等。其他各地规模较小的宪政研究会，自治研究会等团体，据统计全国不下八十余个。(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九○——一四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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