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虽然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即已产生。但由于沦为半殖民地深渊，依赖从国外引进移植机器设备，因而处处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限制束缚，只能鹅行鸭步蹒跚而行，根本谈不上建立自己独立的一整套工业体系。而近代新式商业早在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即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而先于民族工业开始逐渐产生。民族工业出现后，商业资本也仍然保持着某种独立发展的趋势，它不但可以靠销售民族工业产品分割一部分利润，而且还能从帝国主义日趋扩大的对华殖民地贸易中，源源不断地获取比较可观的残羹剩汁。因此，相对于落后的工业而言，商业能够保持较高的利润，发展比较迅速。这样，中国资本主义随之出现了工业极不发达，商业畸形发展的特殊经济格局。与此相应，资产阶级队伍在构成上也形成了商业资产阶级人数大大超过工业资产阶级，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显著特点。这个特点，在清末商会中反映十分突出。
例如１９09年改选的上海商会会董共有２１人，其中投资经营各类商业者（包括银行、钱庄、票号、典当等）１５人，占总数的７１．６％，工业资本家４人，只占１９％。同年改选的汉口商会共有会董４１人，其中各类商人３３人，占总数的８０．５％，工业资本家仅１人，占２．４％。１９１０年选举的广州商会会董共５７人，商业资本家多达４９人，所占比重高至８６％，工矿企业主只５人，占总数的８．８％。而在苏州、江宁、江西、吉林、贵州等地，１９０９年选举的商会会董则全部都是商人，没有一个是工业资本家(上海商会据第六期《华商联合报》，广州商会据“苏州商会档案”第１０卷，十四期《华商联合报》，其余据《华商联合报》第十六、十八、十五、二十一、十一期所载上述商会总协理议董表。)。可见清末商会的上层一般都是以商人为主体，领导权自然也主要控制在他们手中。
一般说来，商业资产阶级的革命素质不如工业资产阶级。但单从商业资本家在商会中占绝对优势这一点，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其为什么反对革命而支持立宪。国外即有学者指出：“英法资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前夕仍然是商业、金融阶段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他们不象中国资产阶级那么犹豫？为什么伦敦、巴黎的银行家和商人斗争得那么果敢，而中国的银行家、商人、钱庄老板却吞吞吐吐？”(陈志让〔加拿大〕：《论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１６０页。)这个问题确也值得进一步思考。我的看法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与英法革命前夕的银行家、商人在资本积累、自身实力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不同，因此应作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如此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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